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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用色彩表达作品,“色彩作为文化的载体往往代表某种象征,承担特定的含义”。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莫言散文在线阅读,供大家参阅!

莫言散文莫言_莫言散文在线阅读

  莫言散文莫言

  帘外轻雨 断燃棋楠尽 疾风谁听

  斜斟残酒 目隔蓬山远 孤鹜难见

  流云出岫 梅影三尺剑 断鸿犹怜

  谁挽大漠万丈烟 遥衬嫣然 西行暮天

  乍暖还寒 相向梦暖 归去尚难 怎叹天明晚

  温兮言采 丹青何在 蓝颜抒怀 身孤影不待

  悲音登风破水颜 乎乎月弦 魂隐西涧

  山有木兮 木兮有枝 枝断木残 灏风倦 君心何恋

  掬影绝川 危楼苍髯 韶华蓦老心意阑

  姣姣兮菡萏 苍苍兮木叶 悲悲乎残年

  醉愁杯酒 杯酒难欢 欢颜尚眠 眠乎凄凄泪阑干

  鸿雁点 孤帆远 推杯盏 转墨砚

  遥闻折柳箫音怨 归期何年 归欲何年

  涣涣汤汤 天涯冷暖 迟迟暮暮 良人盼

  怯怯隐隐 百口莫言 君心若知 恐难见

  莫言散文在线阅读篇2:文学与牛

  荣获了《小说月报》奖,十分高兴,但听说要写“得奖感言”,又十分犯愁。真是得奖不易感言更不易;不易也要写,为了这个我盼望许久的奖。

  记得当年汪曾祺先生到我们班上来讲课,开首就在黑板上写上了六个大字“卑之无甚高论”,这句话出自何典我忘了,汪先生当时是说过的,但话的意思还明白。谈到文学,连汪先生这样的大家都说没有高论,如我这般蠢货,只怕连低论也不敢有。不敢有也得有,因为我的《牛》得了奖,因为我很看重这个奖。

  俗话说吃水不忘打井人,得了奖不能忘了我放过的和我追过的那些牛。一谈牛,就难免谈到所谓的“童年记忆”,一谈到“童年记忆”就难免遭人耻笑,但无论多么聪明的人,只要一耻笑我,就跟对牛弹琴差不多,因为他们的话都是文学理论,而文学理论我根本就听不懂,不是装糊涂,的确是不懂,有好几次我想冒充一下阳春白雪,不懂装懂一下,结果弄巧成拙,让人摸到了我的底细,就像让贵州的小老虎摸到了驴子的底细一样。

  我童年时期,正逢“文革”,大人垂头丧气,小孩子欢天喜地。我们那时的一个最大的娱乐项目就是吃过晚饭后到旷野里去追牛。当然是月亮天最好。大人们点着马灯在大队部里闹革命,四类分子趁着月光给生产队里干活,我们趁着月光在田野里追牛。那时候,就像我在《牛》里写的那样,牛是大家畜,是生产资料,偷杀一头牛是要判刑的,但生产队里根本没有饲草,革命时期,明年的生产谁还去想?就把那些牛从饲养室里轰出去,让它们去打野食,能活的就活,活不下去就死,死了就上报公社,公社下来验尸后,证明是自然死亡,然后,就剥皮卖肉,全村皆欢。当然最欢的还是那些正在掌权的红卫兵头头,这些杂种,比正在挨着批斗的支部书记、大队长还要坏,死牛身上最好的肉都让他们吃了。现在想想,这也是应该的,当官如果没有好处,谁还去当?我们一帮孩子,吃罢晚饭,等到月光上来,就跑到田野里,追赶那些瘦得皮包骨头的牛。“文革”期间,地里不但不长庄稼,连草也长得很少,牛在光秃秃的田野里,吃不饱,学会了挖草根啃树皮,还学会了用蹄子敲开冰河饮水。我们在月光照耀下开始追牛,起初我们不如牛跑得快,但渐渐地牛就不如我们跑得快了。我们每人扯住一条牛尾巴,身体后仰着,让牛带着跑,举头望着明月,犹如腾云驾雾,有点飘飘如仙的感觉。那些老弱病残的牛,很快就被我们给折腾死了,剩下的那些牛,基本上成了野牛,见了人就双眼发红,鼻孔张开,脑袋低垂,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对这样的牛,我们不敢再追了。后来又出了一个谣言,说是有几个刚死了的人的坟墓让这些野牛给扒开了,尸体自然也让这些野兽给吃了。牛野到吃死人的程度,离吃活人也就不远了。因此我们的追牛运动就结束了。这个时期,中国基本上没有文学。

  “文革”结束后不久,人民公社就散了伙,先是联产计酬,紧接着就是分田单干,家家户户都养起牛来,牛的身价猛地贵了起来。人民公社时期说起来很重要实际上根本不当东西的牛,重新成了农民的命根子。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的新时期文学的黄金时代。

  90年代以来,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农民对种地失去了热情,年轻力壮的人,大都跑出去打工挣钱,村子里的土地,多被大户承包,再加上小型农业机械的普及,林果的增加和粮田的减少,牛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逐渐成为历史。现在农民养牛的目的,基本上是养肥了卖肉,社会的商品化,改变了牛的历史地位,农民与牛的感情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过去,人们常常诅咒那些杀牛的人,说他们死后不得好报,现在,杀牛跟杀猪一样,成了司空见惯之事。这个时期,我们的文学也失去了它的神圣和尊严,文学创作,也正在变成一种商品生产。

  我马马虎虎地感到,几十年来,牛的遭遇与文学的遭遇很是相似,农民的养牛史,活像一部当代文学史。我估计会有很多人反对我的“研究成果”,太下里巴人了嘛!我也想阳春白雪,但学不会,只能是什么人说什么话。

  最后,我想说,搞文学的同志们,不要悲观,更不要绝望,科学无论如何发达,农民无论怎样变化,为了耕田而被饲养的牛还是会存在的,因此纯粹的文学还是会存在的。我想《小说月报》之所以奖励我,并不是因为我的这篇小说写得有多么好,他们奖励的是我这种为了耕田才养牛的精神。

  莫言散文在线阅读篇3:漫长的文学梦

  最早发现我有一点文学才能的,是一个姓张的高个子老师。那是我在村中小学读三年级的时候。因为自理生活的能力很差,又加上学时年龄较小,母亲给我缝的还是开裆裤。为此,常遭到同学的嘲笑。有一个名叫郭兰花的女生,特别愿意看男生往我裤裆里塞东西。她自己不好意思动手,就鼓励那些男生折腾我。男生折腾我时她笑得点头哈腰,脸红得像鸡冠子似的。后来,这个那时大概刚从乡村师范毕业、年轻力壮、衣冠洁净、身上散发着好闻的肥皂气味的高个子张老师来了,他严厉地制止了往我裤子里塞东西的流氓行为。他教我们语文,是我们的班主任。他的脸上有很多粉刺,眼睛很大,脖子很长,很凶。他一瞪眼,我就想小便。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训我,我不知不觉中竟尿在教室里。他很生气,骂道:“你这熊孩子,怎么能随地小便呢?”我哭着说:“老师,我不是故意的……”有一次,他让我到讲台上去念一篇大概是写井冈山上毛竹的课文,念到生气蓬勃的竹笋冲破重重压力钻出地面时,课堂上响起笑声。先是女生哧哧的低笑,然后是男生放肆的大笑。那个当时就十七岁的、隔年就嫁给我一个堂哥成了我嫂子的赵玉英笑得据说连裤子都尿了。张老师起先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训斥大家:“你们笑什么?!”待他低头看了看我,便咧咧嘴,说:“别念了,下去吧!”我说:“老师,我还没念完呢。”因为我念课文是全班第一流利,难得有次露脸的机会,实在是舍不得下去。张老师一把就将我推下去了。我堂嫂赵玉英后来还经常取笑我,她摹仿着我的腔调说:春风滋润了空气,太阳晒暖了大地,尖尖的竹笋便钻出了地面……

  张老师到我家去做家访,建议母亲给我缝上裤裆。我母亲不太情愿地接受了他的建议。缝上裤裆后,因为经常把腰带结成死疙瘩,出了不少笑话。后来,大哥把一条牙环坏了的洋腰带送我,结果出丑更多。一是六一儿童节在全校大会上背诵课文时掉了裤子,引得众人大哗;二是我到办公室去给张老师送作业,那个与张老师坐对面的姓尚的女老师非要我跟她打乒乓球,我说不打,她非要打,张老师也要我打,我只好打,一打,裤子就掉了。那时我穿的是笨裤子,一掉就到了脚脖子。尚老师笑得前仰后合,说张老师你这个爱徒原来是个小流氓……

  在我短暂的学校生活中,腰带和裤裆始终是个恼人的问题。大概是上四年级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关于五一劳动节学校开运动会的作文,张老师大为赞赏。后来我又写了许多作文,都被老师拿到课堂上念,有的还抄到学校的黑板报上,有一篇还被附近的中学拿去当作范文学习。有了这样的成绩,我的腰带和裤裆问题也就变成了一个可爱的问题。

  后来我当了兵,提了干,探家时偶翻箱子,翻出了四年级时的作文簿,那上边有张老师用红笔写下的大段批语,很是感人。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与张老师闹翻了脸。我被开除回家,碰到张老师就低头躲过,心里冷若冰霜。重读那些批语,心中很是感慨,不由得恨“文化大革命”断送了我的锦绣前程。那本作文簿被我的侄子擦了屁股,如果保留下来,没准还能被将来的什么馆收购了去呢。

  辍学当了放牛娃后,经常忆起写作文的辉煌。村里有一个被遣返回家劳改的“右派”,他是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毕业生,当过中学语文教师。我们是一个生产队,经常在一起劳动。他给我灌输了许多关于作家和小说的知识。什么神童作家初中的作文就被选进了高中教材啦,什么作家下乡自带高级水啦,什么作家读高中时就攒了稿费三万元啦,什么有一个大麻子作家坐在火车上见到他的情人在铁道边上行走,就奋不顾身地跳下去,结果把腿摔断了……他帮我编织着作家梦。我问他:“叔,只要能写出一本书,是不是就不用放牛了?”他说:“岂止是不用放牛!”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讲了那些名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的事。大概从那时起,我就梦想着当一个作家了。别的不说,那一天三顿吃饺子,实在是太诱人了。

  1973年,我跟着村里人去昌邑县挖胶莱河。冰天雪地,三个县的几十万民工集合在一起,人山人海,红旗猎猎,指挥部的高音喇叭一遍遍播放着湖南民歌《浏阳河》,那情那景真让我感到心潮澎湃。夜里,躺在地窖子里,就想写小说。挖完河回家,脸上蜕去一层皮,自觉有点脱胎换骨的意思。跟母亲要了五毛钱,去供销社买了一瓶墨水,一个笔记本,趴在炕上,就开始写。书名就叫《胶莱河畔》。第一行字是黑体,引用毛泽东的话: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第一章的回目也紧跟着有了:元宵节支部开大会,老地主阴谋断马腿。故事是这样的:元宵节那天早晨,民兵连长赵红卫吃了两个地瓜,喝了两碗红黏粥,匆匆忙忙去大队部开会,研究挖胶莱河的问题。他站在毛主席像前,默默地念叨着:毛主席呀毛主席,您是我们贫下中农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念完了一想,其实红太阳并不热烈,正午时刻的白太阳那才叫厉害呢。正胡思乱想着,开会的人到了。老支书宣布开会,首先学毛主席语录,然后传达公社革委会关于挖河的决定。妇女队长铁姑娘高红英请战,老支书不答应,高红英要去找公社革委会马主任。高红英与赵红卫是恋爱对象,两家老人想让他们结婚,他们说:为了挖好胶莱河,再把婚期推三年。这一边在开会,那一边阴暗的角落里,一个老地主磨刀霍霍,想把生产队里那匹枣红马的后腿砍断,破坏挖胶莱河,破坏备战备荒为人民……这部小说写了不到一章就扔下了,原因也记不清了。如果说我的小说处女作,这篇应该是。

  后来当了兵,吃饱了穿暖了,作家梦就愈做愈猖狂。1978年,我在黄县站岗时,写了一篇《妈妈的故事》。写一个地主的女儿(妈妈)爱上了八路军的武工队长,离家出走,最后带着队伍杀回来,打死了自己当汉奸的爹,但“文革”中“妈妈”却因为家庭出身地主被斗争而死。这篇小说寄给《解放军文艺》,当我天天盼着稿费来了买手表时,稿子却被退了回来。后来又写了一个话剧《离婚》,写与“四人帮”斗争的事。又寄给《解放军文艺》。当我盼望着稿费来了买块手表时,稿子又被退了回来。但这次文艺社的编辑用钢笔给我写了退稿信,那潇洒的字体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摇头摆尾。信的大意是:刊物版面有限,像这样的大型话剧,最好能寄给出版社或是剧院。信的落款处还盖上了一个鲜红的公章。我把这封信给教导员看了,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行啊,小伙子,折腾得解放军文艺社都不敢发表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讽刺我还是夸奖我。

  后来我调到保定,为了解决提干问题,当了政治教员。因基础太差,只好天天死背教科书。文学的事就暂时放下了。一年后,我把那几本教材背熟溜了,上课不用拿讲稿了,文学梦便死灰复燃。我写了许多,专找那些地区级的小刊物投寄。终于,1981年秋天,我的小说《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的《莲池》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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